改制 三十二 上党校的汪德均

    汪德均莫名其妙地被安排来党校进修，自己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进来后才知道，这一期党校进修班在全国各地聘请了很多经济专家，课程的安排就是国有企业改制研讨，专家里还有好几位是研究东欧问题的，汪德均很快就沉浸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各位专家先从东欧政治动荡说起，然后是持续多年的经济萧条，再讲到现在东欧经济的复苏。不约而同的都讲到新的东欧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汪德均大概记了以下几点：

    （1）东欧的经验表明，虽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实行迅速的公司化是可行的，公司化有助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在经济转轨中忽视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造和预算约束的硬化，使经济转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私人部门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东欧经济转轨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看，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加速私人部门的成长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本更小，而私人部门的成长正是促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重要刺激因素。

    （3）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优先顺序上倾向于向出售经济绩效好的企业，经济绩效差的企业则无人购买，最后留在了政府之手，这对政府的财政状况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4）国有企业改造旨在达到明确产权、提高效率的目的。明确产权并不会万事大吉，产权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在这一方面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东欧，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转入了内部人控制，已私有化的企业仍面临如何建立可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在社会保障方面，专家们对比东欧国家和我国，指出了我们国家存在的严重不足。经济转轨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社会保障体制不能过于慷慨，否则不仅会给预算造成很大压力，而且会鼓励懒惰，不利于工作激励。社会保障体制应向经济转轨中的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阶层提供最低程度的救助。波兰1990年实行了过于慷慨的养老金指数化制度，同时规定职工在获得养老金时可以工作。其结果是社会保障补贴占总预算的比例从1989年的13%增长到1993年的28%，养老金支出从198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增长到1993年的15%。因此社会保障体制必须现实、可行，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处于相当的弱势地位，在弱势群体的保护上和东欧国家还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点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可能在将来发生大的不可预知事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经济转轨无疑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指望不付任何社会成本轻而易举获得转轨的社会收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经济转轨后东欧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证实了一些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呈现J曲线的看法：即经济在增长之前将出现下降。失业率从无到有，大幅度上升，社会贫困迅速扩大。转轨成本的承受不可能是均衡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伴随着社会阶层利益的受损与受益。东欧经济转轨的受益者是新生的企业家、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技术工人、部分较快地适应了制度转变的知识分子，而受损者则是失业工人、养老金领取者、非熟练工人、公共部门的职员等。在经济转轨时期人们对于良好的政策也可能会做出不当的反应，这与人们不健全的心态有关。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并不总是成熟的。虽然大多数人在得失兼有的制度转变中得大于失，但人们往往大于所得熟视无睹，而对于所失则斤斤计较。在经济转轨时期人们对于改革抱有过高的预期，似乎制度转变后一切都会迅速改观。人们对于改革的预期越高，失望就越大。现在我们进行的改制工作，和东欧开始时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让东欧的教训在我们身上再重复一遍。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一方面要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要注意与人有关的问题。一些公共部门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机构的优秀人才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纷纷改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一些东欧学者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而人才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济转轨涉及到人的行为、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变化，因此必须注重人的问题，通过知识、教育使人们意识到经济转轨的目的、方向和可能的经济社会后果，以增强人们对于体制转换的承受力，更好地适应体制的变化。

    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特别讲了我国现在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专家详细阐述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印关系等等几个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理论。尤其是中俄、中美、美俄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汪德均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现在静下心来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正因为国外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担心、疑虑、猜测，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才不断声明和解释，我们不是威胁，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历史上不像德国、日本以及其他更早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过、殖民过、奴役过别的国家和人民。好像应该这样宣称要走和平之路的不该是我们，而应该是有过侵略历史的国家如日本来向人解释。将中国称为“威胁”，事实上是在用“帝国主义”原有的尺寸和逻辑来对待我们。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和平崛起的，所以，他们按照这一点来推断，中国必然也要走非和平的道路。这样，中国宣称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在国外强加于我们一些不公平的看法时，而不得不做出的反应。

    几天下来，汪德均对我们国家现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下课后与专家们根据不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几次对正在推行的改制工作大家由讨论上升为激烈的争论。

    一位姓吴的教授一番话，令汪德均击案叫好：

    “尽管前苏东国家自改革以来经济严重衰退，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都还有一些人认为前苏东国家的改革是成功的，理由是它们已经实现了经济转型，而中国还没有实现这种转型。这大概是我们这次改制的一个原因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清楚，改制工作的进行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不能为了满足国外某些势力的压力，就去做损害我们民族自身利益的事，那样过不了多少年，我们的后代会指着我们的名字大骂我们是当代新兴汉奸！”

    他还认为仅从市场化、自由化的指标衡量前苏东国家转型的成败是不全面的，还应从综合国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角度来考察。从这些角度考察，人们就会看到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从总体上看是失败的。根据新的材料，目前匈牙利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波兰失业率接近20％，居民平均收入下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波兰出兵伊拉克等因素，导致米莱尔领导的波兰左翼政府于2004年5月被迫辞职；在东欧国家，两极分化严重，70%左右的居民至今仍然认为生活水平比经济转轨前下降了。民心的丧失是很危险的，它会直接威胁到执政党的政权。

    这些翔实的数字很精辟的分析，让王德军既兴奋又感到震惊。

    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转型后，波兰人民对转型的评价反而越来越差，2003年降到了新的最低点。据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2002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87%，持肯定态度的人占7%，当被问及“你用什么词汇描述私有化最合适”时，74%的人填写的是“盗窃”，18%的人填写的是“销售”。由此可以看出，波兰民众对私有化是不认可的。这实际上是对以私有化为标准评价东欧转轨成败的质疑。西班牙《起义报》载文指出，“对私有化的反感代表着波兰人对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的否定”，原因是私有化“造成了大批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其中也包括重工业和矿业，社会保障系统几乎完全瘫痪了。私有化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为社会保障系统带来更多资金，倒是带来了众多需要救济的失业者。越来越多的居民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体面的退休”。

    吴教授激动地拍着桌子说：

    “同志们啊，波兰是东欧最早起来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也是最早搞私有化改革的，但现在他们的民众百分之七十多竟然认为他们的改革就是一种盗窃活动啊！难道这不是失败？据匈牙利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洛在1994年议会竞选（获胜后任政府总理）时揭露，截至1994年，政府已售出51000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其收入仅为3190亿福林，即实际上只收回6％的资金。我们现在的改制过程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而且还不少啊。‘国退民进’、对国有企业‘低估贱卖’、‘一卖了之’之类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它的根源就是私有化才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所谓私有制会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其基本依据无非是说只有生产资料成为私人财产时，才会有人去关心它的正确运用与增值。而公有制则使生产资料成为无主的财产，人们都想从中捞取好处而不关心它的使用和增值。这种看法的理论基础是只有财产利益才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在现代企业制度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运用和增值，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对于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雇佣工人来说，更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财产才去劳动的。这表明，财产约束至多只是经济动力之一，而不是惟一的经济动力。那么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改革获得充分的经济动力。因此，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应当从实践经验中去探索能够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向后退，退回到已经为中国历史发展所屏弃的私有制。同志们，你们都是一方大员，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敢搞一刀切，你们的决定关系着多年后人民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政府，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执政党，责任重大啊同志们！”

    汪德均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第一次开始思索，现在的改制到底是为了什么？ 注册成为畅想会员，享受更多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