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拾集 难忘的记忆

    三十年的人生路仿佛一眨眼的功夫，而近几年因生计而奔波，思想仿佛只是一只空的漏斗，时光从这边进去，又从那头出来，只让人不觉嗟叹：呜呼，此即为我的人生乎？

    日子自然是追不回来的，那么还不如坦然面对；走过的路途中总能发觉一些风景，留下一些悲喜，遗忘是愚蠢的，还不如像沿着时光的溪流，拾起那些令你的眼睛灼亮的小石子，那便是记忆。

    我的最初的记忆是在摇篮里。我朝着一个漂亮的女人笑，弹动着四肢，嘴里好像吃着爆米花。这份记忆是发生在一岁多还是两岁，记不得清楚了，但我想，那个漂亮的女人一定就是我的妈妈。她非常的爱我，虽然我自己尚不知道。

    第二个记忆发生在三岁还是三岁前后，也记不大清楚，只记得我被妈妈背着，来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有着弓背房子、有着机器轰鸣的地方，妈妈去做什么我不大明白，但记得有许多陌生人逗着我玩，而我有时哭也有时笑。

    其实，我的童年更多的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前后留下了三次深的记忆。第一次大概是在我三岁或者四岁。我记得自己一个人呆在一间有阁楼的屋子里，也许为了好玩，我爬上了那个阁楼，令人意外的是阁楼有一部分是用塑料膜铺就的，于是我也就莫名奇妙地从那上面掉在了地上。地面是土的，有些潮湿，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掉下来之后我就坐在地上，好像也没哭，直到外婆回来。负责照看我的小姑好像还为此被外公吊在梯子上挨了一顿打。当然，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为何什么事也没有，并为自己的耐活而有些得意。

    第二次是在四岁或者五岁。有一次，我用绳子把弟弟与我帮着连在一起，一前一后在外婆家附近跑着玩。我记得，应该还有一大帮小伙伴，我当时很兴奋，有几分卖弄之意，从一个很宽的沟上跳过。之后，意外发生了，弟弟在我身后掉下沟去，脸上被一块石头磕了一个洞，出了很多血。我当时吓傻了，只知道哭，直到外婆赶到抱起了弟弟。那一次，外婆并没有打我，因为弟弟养伤的缘故，我还吃了很多天的鸡蛋——那时候，鸡蛋可是好东西。现在回忆起来，更多的是愧疚，因为弟弟脸上的伤疤仍很清晰。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一年的冬天。这一年秋天，我被爸爸的坚决要求送进了外婆家附近的学堂。上学堂是件大事，妈妈为此将她的新格子挎包给了我，于是我每天就背着新挎包亢奋得满村巷的跑。不过，那只挎包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大，带子也实在太长，不能称之为背包，而谓拖包，外婆每天都要为我清洗包上的泥土和猪粪什么的。我的亢奋还表现在上学上。学校虽然小得不能再小，学生也只有十多个，但老师很严格，要求每天天一蒙蒙亮就要上课，而这个时间大概是在清晨六点来钟。我的学习成绩很糟糕，经常会挨板子，而唯一能得到表扬的机会就是上学早到。负责叫我起床的是我外公，而我自己也很快养成了天一蒙蒙亮就醒的习惯，不过遇上明月天或者下雪天，我的错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也苦了我外公，因为外婆不放心我，每每这时他就要从床上爬起来，送我或者把我找回来。表扬虽然因此获得不少，但学堂的枯燥以及挨板子的疼痛使我终于作了一件令全家人仍还记得的事——逃学。妈妈只记得我逃过一次学，其实老实讲，我逃了很多次，躲过同学家里，躲过老祠堂，或者什么山沟沟里，但每次都很快被外公或者外婆找到了，以至于就有了这一次印象深刻的逃学。也不知道六岁时的我是否就有了谋略，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次的逃学失败使我有了不断探索新注意的念头。这一次，我选择了外婆家的柴房。柴房平日里堆满了稻草，因为稻穗上还有些未脱干净的谷子，所以还有些鸡来觅食。我把稻草将自己盖住，然后就看着鸡们啄食玩，感觉是既忐忑又兴奋的。更让我兴奋的是有一只母鸡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生了一只蛋，我把鸡蛋握在手心，慢慢地就在这份兴奋中睡着了。醒来应该是下午了，醒来时才发觉那只鸡蛋已经碎了，是那粘乎乎的湿润惊醒了我。接下来，我就听到柴房外全家人在一起惊慌叹气，原因自然是我的失踪。他们几乎找遍了我曾经躲过的地方，包括大米缸，仍然找不到我让我心里颇为得意。不过，这份得意渐渐被饥饿感所代替。我试图抵抗，但抵抗最终只坚持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已经吃完晚饭的时候。我投降了，主动去敲反锁着的柴房门，然后趴在外婆的怀里哭了——这一次逃学就这样结束了。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出柴房后的那一顿剩饭剩菜难以置信的香。当然，后来外公并没有打我，老师竟也没有打我。

    我在外婆家最终只上了半年学，大概因为我的顽皮，我的爸爸妈妈决定将我放在他们的身边，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成长。这意味着我的纯真童年其实已经结束了，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这个成长历程中我先后在新屋下小学和刘元小学读完了一至二年级以及三至五年级，时间则是一九八二年春至一九八六年夏。这期间虽然也留下了许多的回忆，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偷了一枚鸡蛋。

    那应该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偷的那枚鸡蛋也原本放在邻居家的鸡栏里。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偷那枚鸡蛋，但清楚地记得自己将那枚鸡蛋捂在书包里连有好几天，而在那几天里，我的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都使我联想到他们已经发现我是一个小偷，并可以想象在他们的眼里小偷有多么的可耻。那个时候，我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但知道了什么叫做难受。于是，我最终鼓起了勇气选择在一个没有人的时候，将那枚鸡蛋放回了原来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仍然值得庆幸的是我再没有去偷过别人家的东西（父母的钱倒是偷过几次，我应该为此道歉），也庆幸当时没有被人发现。

    接下来的是我的青少年生涯，这一时间过程是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一九八七年中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件是初一下学期，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为我的一张手抄报表扬了我，上面有我在老师规定题目之外的作文，甚至有一篇准备连载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名字已记不大清楚了，后来也因为不喜欢了而中断。另一件是写了我的第一篇诗歌《窗外有一棵老柳树》。从这时起，我知道了自己喜欢上了文学，知道了文学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我开始写一些诗歌和童话，还练起了书法、绘画等，开始学习观察身边的人、物和事。

    一九八八年秋，我写了第一篇小说，第一篇戏剧剧本，甚至着手写一个电影剧本，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到一种狂热的状态。而记忆中最难忘的则是这一年中秋节。那一天刚好学校放月假，等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一个人来到小镇上的菜市场，捡了一些被人遗弃的大白菜菜帮，然后兴奋地回到学校教室里。我完全有理由感到兴奋，因为这些大白菜一分钱也没有花，而我的口袋里除了剩的几张饭票，一分钱也没有。我开始在学校里寻找一些枯树枝叶，又找了三块砖头，在教室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小灶。煮菜的锅则是我的饭盘，佐料有一些盐和剩的一点儿酱油，油则是我的饭盘里残留下来的（这应归功于我几乎从不洗饭盘）。一顿丰盛的中秋晚餐就这样很快做好了，再去食堂打了四两饭，这一顿我吃得很饱，并将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吃饱了，我的文思也喷涌而出，就又意气勃发地在墙上作了一份黑板报。黑板报里有我的文学作品，还有书法，甚至还有几处漫画。我就像是一个胸有万千文章的诗人，仰着头踱着步（像话剧中的屈原那样），带着几分豪情几分得意地欣赏起自己的作品来（其实，那时的我大概也就是六十来斤的身躯和一米三左右的个子）。这种感觉十分的美妙，直到教室的门突然被踢开才中止。是我们的中学校长进来了，进来时满脸的怒色，第一句话是，“是你在教室烧火搞得乌烟瘴气的吗？”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墙上的黑板报，待细细看完一遍之后，又说了一句，“是你写的？”当得到我并不情愿的肯定答复之后，他笑了。每当我们重逢，他都要提起这段往事，然后开怀大笑。

    一九八九年，我来到了黄州这座古老的小城继续求学，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却是去武穴与蕲春交界的横岗山。那是八九年冬，公历已是九零年元月，学校放寒假，应蕲春一女同学之邀春节去她家玩。我去了，用了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余里的山路，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最终却没有找到她家，只好有些狼狈地返回了，并在返家后留下了大概有十九页的旅行纪事。我几乎很快就淡忘了此事，待假期结束同学重聚，那位女同学告诉我，当她收到我的来信后，她和她的全家人都哭了。我当时还不大明白，因为我的本意只是告诉她我为何没去的原因，以免失信于人。她的哭也让我不大习惯，甚至有些尴尬，被之感动还是几个月后的事。几个月后，我又去了一次她的家，见到了他们全家人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知道了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便真的感动了（她的家就在一个很高的大山山腰上，而她的家乡方圆几十里都是那连绵不断的山，仿佛就是那山的世界）。而自被她感动的那一刻起，我对她也产生了一丝朦胧的感觉——大概这应算我的初恋了。这份感觉一直保持到了一九九三年冬（她这时已经有了男朋友，此后就只有纯真的友谊），其间我写过一些诗（但不能称之为爱情诗）送给她，也写了不少的信，信里多是我的文学梦，因为她曾说过，她会永远是我的忠实听众和读者。我们仍然是可以坦诚相待的好朋友。

    一九九零年，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随后也收到了一封母亲找人代写的信。这两封信告诉我的是同一件事，那便是他们离婚了。十五岁的我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这一现实，更不要说如何去接受它。收到信的那一天是星期六，我买了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一个人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喝酒（此后的这些年里，除了应酬，我也是极少饮酒的）。当我将整瓶的白酒往嘴里灌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尝一尝醉的滋味。当大半瓶的白酒下肚之后，我发觉醉的滋味有一些痛快，敢了发平日里不敢发的内心痛楚，却不知内心痛楚全倒出来之后会更痛。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发现了我，并迅速地找来了那位女同学，她们两人一个抓住我的手一个抓住酒瓶，那个女同学还生平第一次骂了我（其实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反抗了一阵，但内心里早已经被她们的关心所深深感动。这份感动使我最终从痛苦的泥沼中走了出来，并使我在许多年之后仍十分清晰地记忆着。

    一九九一年，我开始了对未来的憧憬，有了在文学和行医两条路上都要走下去的想法，而作了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决定。我决定将过去四五年里写过的所有文字全都埋起来，从头开始，不再受那些灰暗的过去影响。这一决定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去实施的。我一个人朝东郊走去，沿途寻找着合适的埋藏地点，一直走出城外二十多里，见到一片湖泊后才停下来。这片湖泊我至今仍叫不上名来，但当我第一眼见到它时就觉得十分亲切，没有犹豫地就将抄有所有作品的七八本小册子埋在了水边的乱石丛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号，我只是坐在它们旁边看着湖水发了一会呆，然后就离去了。下午回到学校，我足足吃了一斤六两的干饭（这也成了我以后的谈资；因为生了一年多病的缘故，经济上也是有点窘迫）。九七年，我曾回过黄州，想去看看那个地方，不过此时的黄州已非彼时的黄州，想寻也寻不到了。不过，我没有后悔。

    一九九二年显得有些平淡，尽管这一年的十月份，我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旅程，成了一家镇医院的青年医生。记忆中无非是发工资时请朋友吃了一顿饭，有了照顾家里的想法，以及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当然，仍不可否认，它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人生路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

    它的意义在一九九三年得到了体现，因为这一年七月，我有了一个让身边每一个朋友和同事惊呆了的举动——我收养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无名无姓，也没有生日时辰，大概刚出生两三天，被人遗弃在医院的门口；而且，她已经在医院门口啼哭了一整天，仍没有人肯收留——她的生命之花尚未开放就面临着凋零，实在是世间再残酷不过的事。于是，我就乘着夜色将她抱了回来，为她取了个名字叫平儿，并开始了七天七夜的“临时爸爸”历程。这些天里，无法休息倒是小事，由于未曾经历过我也就免不了作了很多让人觉得可笑的举动，最难堪的便是洗尿屎片。怕院里女同事笑话，我只好选在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去池塘里洗（那时候，医院院子里有一口小池塘，现在已填平盖了新住院部），洗完一篮子也没敢拿到楼顶平台上去晒，只好在自己的窗户外支了一根架子，搭得花旗招展满满的。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天里她还算生活得不错，没饿着也没有受什么委屈。第八天，她被一老妇人抱走了。她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些失落，却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发现，自己并不懂得如何去关心一个人。这一发现让我哭过，因为愧疚。我的身边就有一个极需要关爱的小弟，而我竟从未意识到他跟着我这个极不会料理自己的哥哥会有多么需要关爱。这一年，小弟八岁，在镇上读小学三年级。因此，我得感谢我的平儿。两年后，我还写了一首诗，怀念她。

    一九九四年，我再次作了一个让同事们惊呆的举动。这一次是选择南下广东去闯天下（那时候的自己雄心勃发，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决定，哪怕它可能是错误的）。我身揣三百多元借来的钱，只身来到了广东中山一个叫东凤的小镇，并在镇上一家塑料厂做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工资是四百多元，比在家乡高出足有三倍之多。不过，每天需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空间，我最终只坚持了十天零半天，就回到了家乡。这次失败的举动让我消沉了好几个月，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徘徊了好几个月，每日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什么人也不见，只昏昏大睡或不停的抽烟（烟也是最便宜的那种，连烟嘴都没有的那种）。这一年的春节，我写给自己的春联是“春夏秋冬”、“又是一年”。

    一九九五年春节刚过，我别无选择地从徘徊中走了出来，而这一次选择了去东方。在铜陵、无锡、江阴、张家港等地辗转多日之后，我终于在张家港市一个叫南沙的小镇找到了一份私人诊所的工作。这一次，虽然也再一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但到底是挺下来了；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终于又一次找回了自信。也就是这一年秋天，我终于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朋友》的创作（自一九九三年开始了构思，闯天下的原始动机也是为了这部小说积累素材）。

    一九九六年，我开始恋爱了，也开始写真正意义上的情诗。这份恋爱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很多次的起起落落，也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我几乎一无所有（这也是她家人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她家虽然是在农村，但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很大），只有满腔的热情（按她家人的说法，当不了饭吃），能为她做的只有几乎每天一首的情诗，以及在她下夜班之后远远地目送她回家（她妈妈会派人暗中监视我们），以及每天她回家后我一个人来到医院旁边的小树林里吟诗散步（吟的当然全部是情诗）。我们的每一次见面都仿佛经历过一场防反战的胜利，更多的时候则只能通过他人递几张纸条来传递信息，或者远远地看一眼。但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到底是相爱了。她为我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的执著而感动，我为她不顾一切的爱而感动。

    一九九七年，我们仍然荡漾在爱河中，一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只算得编了一本诗集《心迹》，准备在成都出版社出版，却没有筹到那笔四千元的出版费用。印象最深的倒是我们和一帮朋友在清明时节去登横岗山。没有比登山更能了解一个人，登山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我从这次登山中发现了她的另一种美，她乐观性直，甚至有几分泼辣，跟我的母亲却有几分相似。我对她的爱也因此多了几分依恋。我开始准备担负起爱的责任来，说通俗点，就是拼命去挣钱，有了钱才能娶她。

    一九九八年，我来到了武汉，与她也开始了分隔两地的生活。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一分隔竟是如此的漫长，这份爱情也是在漫长的分隔中慢慢走向分离。而这一年中，最深的记忆应是春节前及腊月间两次卖春联的经历。生活有些艰难，那么我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它。是她鼓励了我，并给我出的这个主意。我本来还有些犹豫，但我不想让她失望，于是就买回了纸张和墨汁金粉。晚上她裁纸，我写春联，写好后就铺在地上等待晾干，待两个房间所有的地方都铺满了才歇息；白天我则要搬张桌子到街边，手不能戴手套，迎着冬日里冷冷的风，用早已冻得红肿的手去写，写完一副就晾在街道边的空地上，还要怕风吹了防人踏了，个中滋味自是一言难尽。不过，我仍然很开心，因为我能赚凭自己双手挣来的钱（在她母亲的眼里，我大概只算个只会弄些文墨的穷酸书生），也算是为她做了点什么。她因为白天需要上班，所以只能在中午或下午下班后帮我送些饭菜来，或者送一件御寒的毛衣。尽管饭菜见风就冷了，我在内心里仍很感动，但不会表达出来；似乎，她也不需我表达出来。第一年卖春联赚了五百多元，第二年也赚了四五百元，这些钱让我们过了两个开心的年。

    一九九九年，我将经营了一些时间的诊所关了整整两个月，开始了第一部小说《朋友》的第四稿创作。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至一点睡觉，这就是我的严格的创作时间。这段日子有些清苦，但我并没有觉察到。这得多亏了一位护士的关照，这位护士是她的女同学。她的女同学会每天把早中晚三餐做好端到我的桌子上，甚至帮我洗衣服。我常常会忘了桌子上已经凉了的饭菜，也少不了她的女同学的提醒叮嘱。当她的女同学看到我很快的消瘦下去，就一个电话把她从家里叫来，她就会强制我缩短写作时间，并严格执行我的饭量。我很感动，那段清苦的日子。

    二零零零年，记忆里是一些断续的画面。第一个画面是我坐在广州花都一间民房的地板上，面前是一张小板凳以及一叠待写《朋友》第六稿的信纸，旁边则是一张芦席铺在地上的床；第二个画面是她背着一包行李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打扮得像个乡下的村姑，脸上是奔波千里的汗水和那无比灿烂的笑容，此刻我的心里无比的激动，不由得吻了她；第三个画面是我虽然仍坐在地上写我那仿佛永远写不完的《朋友》第六稿，但地点是在佛山的东鄱村，椅子上也多了一杯茶和一只烟缸，身边的她则坐在床上看电视，日子温馨了许多，虽然这只是短暂的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去了广西梧州。

    二零零一年的春天，是个美好的季节，特别是在有着西江的梧州。我坐在梧州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科室里一台电脑前，开始了第二部小说《远方》的创作。虽然那段日子又回到熟悉的清苦和单调，但每周六的晚上总是快乐而满足的（这种满足其实也包含了一个现实因素，那就是我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终于有了平生第一次积蓄，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把除了生活费的钱寄给她，让她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份满足）。我会去到河东，在那有些冷清但音响效果极好的电影院里看上一场电影。然后，还可以在河东的那些古老岭南骑楼间溜达片刻。当然，西江也是每周要去的，是在那每周六的黄昏时分。黄昏的西江很美，很宁静。这期间，她也会一两个月就来看我一次，每次会呆上个两三天，我的创作自然会停下来，而去陪她走一走西江，或者小食街。

    二零零二年春，我回到广州。虽然我们相聚的时间多了，但也开始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开始有点苦恼。也就是这一年秋天，在柳州去桂林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清纯漂亮，满身也仿佛透着几分灵气。在不到四十八个小时的相识中，我们聊了一些各自的往事，开心而又难忘，在她的房间里吃过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在漓江象鼻山前留了一张合影。之后，我们就分别了。我鼓不起勇气去喜欢她，我们此后也就失去了联系。这是一段美好但短暂的回忆。

    二零零三年没有记忆。

    二零零四年春节后，我的第一份爱情终于还是有些静悄悄地离去了。我发觉，我的笔也早已沉寂多时。

    但我的笔不能就这样永远沉寂下去。我歌，我唱，为那些令人难忘的记忆，更为前方那漫漫人生路。为那些留在记忆中的人道一声真诚的谢谢。谢谢你们！

    2005．9．17于广州思兰阁 注册成为畅想会员，享受更多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