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我小妖精 第9节 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第9节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祖母识字，年轻时好学，跟祖父读报、写信，自己又肯摸索，认识了不少字。跟她喜欢左右人领导人的性格有关，她有阅读出声的习惯。

    她生怕她看过的东西你没看过、她注意到的东西你没注意到。她喜欢考别人，小时侯看天气预报，考我各个省的省会。现在喜欢让人说出五大湖和五岳分别是哪五大。主要是考当了导游的堂表。大学以后，她在电话里给我读过一首关于如何长寿的顶真诗。

    明明是个一无所知的人，却又摆出无所不知的样子。

    祖父死得早，他生前管过一个文化馆，又管一个煤矿。他的葬礼都是在那个煤矿里举行的。黑漆漆的、脏兮兮的。他如何疼我，我已经不记得了，据说他从来没抱过自己的后人，惟一抱过的就是我。跟他儿子一样，照看那么多孩子，惟一没有弄丢过的就是我。比我大的小孩子掐哭了我，他一定会为我报仇。听起来他一点不像个老人，反而更像个孩子。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堂表跪了很久，我们的周围挂了很多条幅，瞌睡都来了，胡大太叫我们不要跪了，去摆着大圆桌的地方吃饭。

    我至今受了他的益，我祖母坚持出钱送我读大学是他的遗愿。祖母在来信里说为了什么家培养人才她心甘情愿。字迹太潦草了，分不清是为黄家还是为国家。我对对他的遗忘表示羞耻。

    后人对他褒贬不一。

    他应该是个善良的人，不杀生，打起儿子来，却是放进箩筐里用扁担打。他生性孤僻，从来不去别人家，只是邀请别人来自己家里下棋。他很小气，吃一种饼，一只手把饼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在下巴下面接着，孩子们在他手下别想吃到一点饼的粉末。他长期吃肉、红糖、鸡蛋，得了癌，他癌症晚期时，药水打进去时是蓝的，小便出来也是蓝的，前后蓝得一样明亮。体内已经没有多余的水来稀释药水了。

    据我父亲讲，当时祖父和祖母的工资是多少级，加起来全大庸城第一高。我父亲乘火车丢失一只帽子，人还没下火车，还没反应过来自己什么时候丢了帽子，帽子已经有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府上了。

    小学时我代表梨宾小学去参加大庸市里的演讲比赛。

    我的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派头很大故作姿态的评委说以前这个人在你祖父管的文化馆里打锣，每天下午都要打几个小时的锣，现在反而成了大庸城的文化名流。

    文革时候祖母当上了造反派司令，资历是曾经上京告过御状，告倒了一起去互相告状的劲敌，一个屠夫。

    屠夫在天安门前遭到红卫兵毒打，连连叫唤，不要打我，我是革命的杀猪工人。

    她发动了几次武斗，削平了几层楼，腰上捆着一根石油鞭子，见人就打，手榴弹不离手，听起来都很硝烟弥漫。

    祖父是一派的头子，相比之下显得温文儒雅。他的堂兄在另一派里不肯过来，成了夫妻俩的死对头。祖父对革命十分忠贞，他拖着一队人马从乡下返城，骑着一匹年轻的马。他的堂兄被人按在岔路口上私自枪决，枪声响完了，他都没有跳下马。走了过去，吭都没吭一声，头都没有回一下。他的堂兄也不屑开口求救。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仇恨浇灌着他们，他们一个比一个心狠。直到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闭着眼睛，小声喊过一次他的堂兄，好像他堂兄来探望他来了，泪水涟涟的，应该是在梦里头。

    她一生拥护着这个党派、歌颂这个党派，到老都没有被容许进入这个党派，遭到了儿子的耻笑，这大约跟她文革时期太猖獗、间接闹出过人命有关。

    我父亲遥想当年的风光，他以前住的大院就在现在的市中心搞马戏表演的那块地方，大院门口驻着四个兵，他进出四个兵都要对他点头哈腰。他和围墙外面的孩子打石头仗，隔着一堵墙，只能通过喊声辨别对手和对友。石头有馒头那么大一个，格外重，像铁那么重，一个石头扔过墙去，打晕了一个出门喊孙子回家吃饭的老人。机缘巧合，这个老人竟然是我在梨宾小学的一个同学破嘴的祖母。和我父亲以石头对打的孩子就是破嘴的父亲。

    其实当年这个小城就那么几个人，哪怕几个人又繁殖出几个人，都清得出来龙去脉来。

    老人一家哭的哭喊的喊，涌进来评理，被卫兵用枪歪歪斜斜地挑在门口。

    他躲到一个撤走的施工队留下的、借助一棵大树和一堵围墙搭成在半空中的施工棚里，不久老人醒了过来，独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走了，人群解散了。

    他父亲走到那堵墙下面，对着那棵树漫不经心地喊他的名字，是用家乡话喊的。他早知道他在上面。他假装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这是在他记忆里他惟一的一次徇私，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注册成为畅想会员，享受更多便捷！